環境監測是污染防治的前奏，但監測數據造假現象屢見不鮮，不少地方通過“讓數據降一降”來實現環境監測數據過關。棉紗堵塞采樣器、給采樣器戴口罩、刪除監控視頻、新入職的員工三個月就被領導教導如何造假……一切手段都是為了把空氣污染數值降下來，讓數據變得好看。
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的“西安事件”引發輿論漩渦。2017年8月25日，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對西安市環境保護局閻良分局預案局長唐世興、環境監測站原站長張峰“環境監測數據造假案”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這意味著，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的“西安事件”以西安市兩個區環保分局局長被判刑而告一段落。此前，西安市長安區環保分局局長何利民以同樣原因被判處有期徒刑。值得一提的是，這是我國首起因地方環保局領導干預環境監測數據造假而被判刑的案例。
而面對環境監測數據造假層出不窮的現象，今年9月底，中共中央辦公室、國務院辦公廳再次印發《關于深化環境監測改革提高環境監測數據質量的意見》(簡稱《意見》)，劍指地方黨政領導干部和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利用職務影響，指使篡改、偽造環境監測數據，限制、阻撓環境監測儀器數據質量監管執法，影響、干擾對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的行為。
然而，由于違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一些企業乃至地方政府仍鋌而走險，對監測數據造假。
而為落實《意見》的精神，11月3日，環保部發布通知表示，從2018年起，連續三年組織開展打擊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行為專項行動。
“將數據降一降”
“無論用什么方法，把監測站的監測數值降下來!”2016年2月份以來，時任西安市環保局閻良分局環境監測站站長的張峰多次接到上級領導唐世興這樣的指令。
此時，隨著一波霧霾天氣的到來，大多數北方城市連日“淪陷”，西安已經多次發出霧霾黃色預警。唐世興注意到，他所在的閻良區天氣污染指數在市里已經連續排名靠后，這讓他很焦急，“西安市霧霾天氣持續數日，我擔心閻良區治污減霾工作和良好天數不達標，于是通過打電話或當面給張峰授意，讓他把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監測的數值降下來。”唐世興說。
其實，自2013年開始，環保部每月公布全國74個重點城市的空氣質量狀況，并對74城進行排名，這給不少城市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西安是這些城市之一，在國家環境保護部共確定有1436個國控空氣監測站點中，西安市有13個環境空氣自動監測子站，其中兩個是因數據造假被曝光。
記者拿到的裁判文書顯示，在空氣污染數值不斷升高的情況下，作為閻良區環保分局局長的唐世興沒有采取切實有效措施來降低空氣污染指數，而是對監測站采樣器動了心思，通過堵塞的辦法實現空氣質量“優良”。
唐世興的手機上下載有一個環保實時監測數據的APP軟件，該軟件實時顯示出西安市各區縣的空氣質量綜合指數及排名次序，他看到閻良區排名靠后，或者和各區縣有所差距，就會示意張峰想辦法把本區的空氣監測數據降一降，他交代張峰，“只要讓子站在全市13個子站排名不落后就行。”
據張峰交代，得到唐世興授意后，他就到閻良監測子站私自將兩個空氣監測采樣器拔開，躲到監控攝像盲區用自己事先準備好的棉花，把采樣器先擦拭清理了一下，然后取了一塊大約3cm的棉球塞到采樣器的管孔內，最后將兩個堵好的采樣器重新安裝回原位。
閻良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的監控顯示，張峰在2月到3月間，先后8次拆卸或者堵塞采樣器干擾采樣。
張峰介紹，每次處理完后都會給唐世興拍照發信息，唐世興就會回復“知道了”。
采取同樣手段實現“空氣優良天氣”的還有西安市長安區環保分局局長何利民，空氣污染指數太高的時候，他就會授意西安市環境保護局長安分局環境監測站站長李森“將空氣監測站的數據降一降”。
接到指令后，李森就會伙同副站長張鋒勃潛入長安環境空氣自動監測子站內，利用棉紗堵塞采樣器的方法，干擾監測站內環境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系統的數據采集功能。
同樣，李森還會經常指使監測站工作人員張楠、張肖采用上述方法對子站自動監測系統進行干擾。
而為了自己的行為不被發現，張楠和張肖還多次非法進入監測站刪除監控視頻。
據李森在法庭供述，他2014年至案發在西安市環保局長安分局環境監測站任站長，何利民經常給他施加壓力，讓他降低長安子站的監測數據，經常給他打電話，或者把他叫到辦公室問子站監測數據情況，數值高就讓他想辦法降低。
“降數據要靠長期治理環境，但是效果慢，而且也不一定有效果，讓我搞鬼就會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所以何利民不斷讓我想辦法降數據。我唯一的辦法就是堵采樣器，將堵采樣器的辦法向何利民匯報了，他默許了。”李森說。
而剛入職不久的張楠就被李森教授如何“讓數據降下來”。據張楠在法庭的供述，2014年5月，他進入西安市環保局長安分局監測站擔任采樣工作，兩三個月以后，李森把他帶到子站放儀器的房子里，給他演示如何打開采樣器，怎樣用口罩的紗堵采樣器里的三個小孔。
“我問李森為什么要堵采樣器，李森說是為了完成良好天數的任務，還說何利民也要求完成良好天數的任務，數據在采樣器堵了以后會有明顯的下降。”張楠說。
而閻良區和長安區大氣監測在唐世興和何利民的操控下，通過“將數據降一降”的方式，兩個區在此期間完成了空氣良好天數的任務。
兩局長被判刑
其實，記者了解到，長安區環境空氣自動監測子站和閻良區環境空氣自動監測子站是全西安市僅有的兩個國家直管監測子站，由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委托第三方運行維護，非經允許，非運營維護人員不得擅自進入。
而唐世興、何利民等人利用工作便利或者特殊的方式，進出暢通無阻。
監測站通過環境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系統采集、處理監測數據，并將數據每小時傳輸發送至中國環境監測總站，一方面通過網站實時向社會公布，一方面用于編制全國環境空氣質量狀況月報、季報和年報，向全國發布。
這意味著，一段時間里，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匯總向全國發布的數據不完全是準確的。
判決書顯示，環保部在2016年二、三月和第一季度的全國74個重點城市空氣質量排名工作中已采信上述虛假數據，已向社會公布并上報國務院。
被干擾后，監測得到的數據則完全失真，比如，2016年2月24日13時，閻良環境空氣自動監測子站得到的PM2.5數值為28，其他監測子站的均值是140；2016年2月26日，閻良環境空氣自動監測子站得到的PM2.5數值為25，其他監測子站的均值是138……
在長安區環境空氣自動監測子站，2016年3月6日中午工作人員發現長安子站的采樣器被紗布堵塞，進入站內發現視頻記錄被刪除，才發現數據造假的情況，于是將情況匯報到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總站經過分析發現，2016年以來，長安監測站顆粒物監測數據多次出現與周邊子站變化趨勢不符的現象。
在對長安監測站調查的過程中，2016年3月11日，環保部監測司派員會同監測總站組織專家赴西安對國控環境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站點進行檢查。檢查發現閻良子站應由西安市環境監測站負責運行維護，閻良區環境監測站人員未經許可擅自進入站房房頂取下顆粒物采樣器，同時核查數據發現異常。
此時，兩地的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現象才得以浮出水面。據了解，案發時，因作案手法屬于全國首例，無案例可參考，當時法律法規屬于“空白”，法律界對此認識不一。
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及時頒布，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規定了違反國家規定，針對環境質量監測系統實施下列行為，或者強令、指使、授意他人實施下列行為的，應當以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論處。
2017年6月后，涉案的7名人員分別因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被判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就包括上述兩地環保分局的局長。
數據造假層出不窮
兩個環保分局局長被判刑引發社會熱議，輿論認為環境監測是污染防治的前奏，是環境管理的“千里眼”，數據質量是其生命，環保局長因數據造假被判刑是對環境監測數據造假行為的有力震懾。
但環境造假行為卻似乎并沒有消停。
2017年9月，湖北鄂州一企業污染監測儀在8月份壞了18天，期間根本沒有對污染物進行采樣和分析。但暗訪人員在環保部門的監控平臺上，卻發現這18天里平臺記錄有完整無缺的數據。
此前，福建省環境監察總隊對長樂市富平印染有限公司進行突擊檢查，發現污染源監控系統采樣管路已多處堵塞，監測儀器無法取到水樣，而是反復從測量儲樣瓶中取水樣，涉嫌偽造監測數據。
更早的2015年，一年里共發生2658起環保監測數據造假案例，涉及空氣、水、土壤等多種監測。
曾有人呼吁，整治數據造假亟須第三方檢測機制。
但一些環境監測機構、環境監測設備運營維護機構受利益驅動，或屈從于委托單位的無理要求，編造數據、出假報告以賺取利潤；或者為了搶占市場低價競爭，為了降低成本不按規范開展監測活動，監測數據屢出瑕疵。
2017年11月15日，上海市環境監測中心發現地方監測服務公司出具虛假報告，并對此進行了處罰。
與此同時，上海市金山區環保局也對一家在線監測數據造假的企業進行了處罰。這家公司生產負責人授意生產部負責人用蛇皮袋和膠帶對在線監測設施揚塵采樣口、噪聲采樣口等進行包裹，涉嫌存在故意干擾在線監測設施運行、監測數據造假的違法行為。
更早的9月份，湖北一公司污染源排放未達標，竟多次要求提供運行維護服務的公司對在線自動檢測系統數據進行修改。
據湖北省人民檢察院通報，2名嫌疑人目前已被批準逮捕。這是湖北查處首例涉嫌環境監測數據造假犯罪案件。
近段時間，佛山市也接連通報了多家企業存在驗收監測工作不負責的問題。一些第三方監測單位報告質量差，數據弄虛作假，嚴重影響了竣工的建設項目驗收進度。
近日，甘肅省環保廳與相關市州環保局組成聯合檢查組，對在全省開展環境監測業務，為環保部門環境監管提供監測服務的社會環境檢測機構監測質量開展了專項檢查，11家社會環境檢測機構因監測服務存在違法違規行為被公開通報處理。
可見，第三方環境監測機構也面臨巨大的誠信考驗。
并不缺乏措施
監測數據造假泛濫的近幾年里，打擊造假的政策也層出不窮。
如，新修訂的環保法對環境監測數據造假提出了更為嚴厲、明確的處罰措施，用法律強化數據的真實性。
2015年6月，環保部制定了《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行為處理辦法(征求意見稿)》，規定企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篡改、偽造監測數據，或被移送公安拘留。
2015年12月底，環保部公布《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行為判定及處理辦法》，規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發現篡改、偽造監測數據，涉及目標考核的，視情節嚴重程度將考核結果降低等級或者確定為不合格，情節嚴重的，取消授予的環境保護榮譽稱號；涉及縣域生態考核的，視情節嚴重程度，建議國務院財政主管部門減少或者取消當年中央財政資金轉移支付。
2017年1月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從事環境監測設施維護、運營的人員實施或者參與實施篡改、偽造自動監測數據、干擾自動監測設施、破壞環境質量監測系統等行為的，應當從重處罰。
今年9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深化環境監測改革，提高環境監測數據質量的意見》，對環境監測造假祭出重錘，重點解決地方黨政領導干部和相關部門工作人員利用職務影響，指使篡改、偽造環境監測數據等問題，為破除不當行政干預，規定“誰簽字誰負責”。
11月3日，環保部又公開發布貫徹落實《意見》的通知，并指出從2018年起，連續三年組織開展打擊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行為專項行動，加大弄虛作假行為查處力度，嚴格執法、嚴肅問責，形成高壓震懾態勢。
但有業內人士指出，環境數據造假屢禁不止根源是造假成本低、收益大。某省專門負責監管這方面的領導就指出，企業環境數據造假的成本就80元—100元，卻可以節省幾十萬元的環境處理成本，政府為了數據好看，因此也會和企業一樣鋌而走險。
而據財新網報道，今年9月底10月初，環保部環境監測司在一份文件中明確，對發生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弄虛作假的情況，用當月監測數據最高值替代弄虛作假當日的監測數據；其余時間使用當日實際監測數據。
這被認為環保部對空氣質量數據弄虛作假行為的處罰規則進行趨寬性調整，引起業內人士爭議，有人因此擔心，此舉會助長數據弄虛作假的行為。
